多干实事，多做好事

——忆我们做过的一些工会工作

 作者：胡乃璧

粉碎四人帮后，迎来了科学的春天。中国科学院工会各级组织开始逐渐恢复了工作。作为基层组织的遗传所工会，在党委的领导下，在院工会的指导下，很快开展工作。接着，全所职工选出来新的遗传所工会委员会，成立了各室、处、场的分工会及工会小组，推举了相应的负责人。

1980年选出的中科院遗传所工会领导班子

所工会主席是以凡先生，他是著名的薯类专家。解放前即参加了革命，是华北大学农学院教师，是遗传所的元老之一。他善于联系群众，热心群众工作。以凡先生为人正直，作风正派。作为所工会主席带领大家，在党委的领导下，努力做好群众工作，多干实事，多办好事。

为庆祝恢复工会工作和新的工会委员会成立，发给全体会员每人一对搪瓷碗，留作纪念，又很实用（铁饭碗）。

新的所工会送给每个会员的纪念品。这是我的一对“搪瓷碗”一直在用

一、组织职工旅游

1979年的美国之行，使我大开眼界。因此，研究所的职工也应拿出一些时间，多出去旅游。于是，我与工会副主席颜秋生、尹旭东等同志商量，意见一致，报请领导批准。遗传所党委书记金光祖同志、副书记陈照林同志很有水平，有魄力，给以大力支持，强调安全第一，不能出任何差错。

1、北戴河旅游

北戴河海滨原来是禁区，刚刚对外开放。因为有毛主席北戴河的诗篇，还有毛主席在北戴河的照片、画像，在老百姓中早已深入人心，都渴望到这里见识一下。

1980年夏，所工会组织全所职工去北戴河旅游。我们先派一个小组，考察路线、景点，住处，经费及注意事项。决定分批次进行。难得的是原计明达副所长，在解放初曾担任过秦皇岛市市长，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方便；还有曾在我所工作的老秦同志，他是北戴河生产大队的领导，给予我们很大帮助。当时，住宿是最大难题。头一次男同志住在位于公路边的“大车店”，女同志及年龄大一些的体弱者，住在了北戴河生产队农民为我们准备的房间和炕、床。条件虽然艰苦一些，但是一到大海，心情就大不一样了。

能来到旅游、休闲、度假圣地-北戴河，也要感谢老秦和他的农民兄弟。

要好好安静地享受一下，体验一下有那么多故事的北戴河

在北戴河海边，热情服务

来到“老龙头”、“孟姜女庙”，再登上“天下第一关”-山海关

乘货轮驶离秦皇岛码头。体验毛主席诗词 “浪淘沙”-北戴河

大雨落幽燕，白浪滔天，秦皇岛外打鱼船。一片汪洋都不见，知向谁边？

往事越千年，魏武挥鞭，东临碣石有遗篇。萧瑟秋风今又是，换了人间。

第一次乘几千吨的货轮，离开码头，乘风破浪，驶向深海。开始兴奋得大喊大叫，随着大风大浪，忽上忽下，好多人晕船了，一些人忍不住呕吐起来。但是多数人还是领略过了海洋的味道，见识了“秦皇岛外打鱼船”的壮观和诗人的伟大胸怀（乘货轮出海旅游只此一次，叫停了）。

这条线路之外，又去了一次河北省遵化的清东陵，因为路途较远，需在外住宿，而且解决长途交通，问题较多，后来就暂时停止2-3日游，转为一日游。

2、1982年8月29日，工会组织了“潭柘寺一日游”

我去北京市公共汽车公司15路汽车车队租车，安全由他们负责。十二辆车先后驶入盘山公路，在一个坡道转弯处两辆车发生追尾，前车的后窗玻璃粉碎，一块碎玻璃划破了一个女孩（邵启全的研究生周泽其的爱人）的后背，鲜血染红了白衬衣，经徐玖瑾大夫紧急处置完事。当时，我们与车队进行了交涉，责任在司机。旅游是安全第一，没发生大事故是庆幸。这是一次深刻教训。

3、八达岭，十三陵一日游

1983年暑假，我们组织去八达岭长城旅游，可带家属。因为是暑假，报名人数超出预想。所司机班班长刘英老师傅到中科院兄弟单位请求帮助，借来16辆，加上自己2辆，共18辆大轿车。这次人数有600左右，分乘18辆大客车，浩浩荡荡规模空前。我和刘师傅总负责，每辆车都有两位车长，前后照顾，一直强调安全第一。当时这些开班车的老司机师傅都是尽职尽责，值得感谢和敬重。遗传所党委书记唐一志同志也携带两个女儿参加了旅游，对我们也是有力地支持。不论职工还是家属，大家都自觉配合。服从命令听指挥，安全、愉快地度过了这难忘的一天。但对于组织者来讲，这是一次冒险的行动。

遗传所有两辆大客车，作为班车。两位司机，一是王锡礼师傅，另一位是李宝书师傅。司机班班长是刘英师傅

遗传所工会组织八达岭、十三陵一日游（1983年暑假）

二、积极开展文体活动，丰富和活跃文化建设

1、群众性，经常性。科研工作是很艰苦的，尤其是从事遗传与育种工作，都必须有健康体魄和聪明才智。动员大家经常做工间操，打乒乓球，打羽毛球等等活动。在此基础上，1981年所工会组织各分工会乒乓球男子团体赛，一室代表队（姚绍华、朱立煌、胡乃璧）荣获冠军。

六十年代，郭沫若院长用自己的稿费，建设了中关村游泳池和917游泳池。中关村一直正常使用，多年来917游泳池基本没使用。1982-1983年，遗传所工会，克服种种困难，经所行政后勤部门组织修整后，对外开放，吸引了大量职工、家属、儿童及周围百姓参与游泳健身，发挥了很好的作用。

2、积极参加院及片区的比赛。遗传所职工张辉的自由泳在院游泳比赛中，曾取得较好名次；中国象棋以魏钧、王爱祥等为代表，在片区比赛表现不俗；男子足球队中孙永华、赵洪福、田明华、廖建中、罗晓跃、韩锁术等人都是技术不错的活跃分子，经常组织练习，并参加片区比赛及友谊赛。

3、1981年和1982年连续两个元旦，所工会都组织了团拜、会餐

在所领导的关怀下，后勤部门总动员，所食堂赵忠信、石玉溪、徐润普等师傅，全力以赴，加班加点，拿出绝佳厨艺，真是色香味俱全，反响相当不错。很多部门的职工，都选择在食堂聚餐，相互敬酒，互致祝福，增进了团结和友谊。

105组成员在205房间举行元旦会餐，迎接1982年

借工会会餐之机，同事们友好话别

元旦会餐后，105组（1978-1982）将重组

元旦会餐后，工会全体委员在917大楼大门前合影留念（1981.12.27）

三、切实关心和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

1、解决公共汽车通车问题及其他生活困难问题。1983年8月11日，《北京日报》二版刊登了记者陈先写的“来信调查”《中国科学院917生活区需关心》，三天后再发《本报刊登917生活区无人管的来信后，有关部门领导即赴现场研究解决办法》那是1983年，我去市总工会参加一个茶话会。热热闹闹的会上，忽然站起一位戴眼镜的先生：“请工会关心一下我们中国科学院的‘西伯利亚’……”

他的发言引起我的重视，也触动了我的新闻敏感。这位“地理所”的科技人员住在京城北郊的一个叫“917大楼”的生活区。这里有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、遗传研究所等9个科研单位，也是中国科学院“地理所”的办公地点，著名地理学家竺可桢生前就曾在这里工作和研究。十栋居民楼里住着科技人员和其家属2000多人，但这里的生活条件一直很差，长期不通公共汽车，附近没有医院，没有正规学校，没有副食商店，居民生活十分窘迫，称这里是“中国科学院的西伯利亚”。

当时正是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不久，中央提倡关心科技人员生活状况，小平同志还向科学家们诚恳表白:“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。”我马上过去和这位发言人联系，留了电话，表示要进一步采访。 1983.8.11.北京日报二版文章及记者陈先的回忆片段。

地处大屯路中间的917大楼，及豹房中科院生活区，二十多年来是无人关注的孤岛，交通十分不便。群众连年反映，上报政府和人大，都没结果。1983年地理研究所、综合考察委员会、遗传所联合行动，陆亚洲、张烈、郭乐乐、胡乃璧等人，通过人大代表向朝阳区、北京市、全国各级人大递交提案；到北京市公交公司与领导面谈。各自摆出了困难和必须的条件，经协商，克服种种困难，解决路线、停车场地、房屋、设站点、车辆、人员（司、售、调度）等一系列问题。经过共同努力，终于在1983年9月17日，公共汽车328路（安定门—北沙滩）剪彩通车，当天，群众载歌载舞，热烈庆贺。同时，粮店，副食店也改善了服务。

中科院工会对有关同志的工作，给予表彰及奖励

2、惊动高层领导：转学引发的教育改革-优质教育与就近上学。3个研究所处于大屯公社大屯五队，试验场处于洼里公社龙王堂13队，是朝阳区最落后的地区之一。有两个农村小学，还有一个农村中学-82中。1964年中科院各研究所从中关村迁来，两个地区学校的教学质量相差太大，孩子的升学，就业出现很大困难。而大部分科研人员，要长期在外出差，农村蹲点，野外考察，子女的问题成为父母的心病，这是科研人员的最大后顾之忧。对此，917三个单位领导表示，关于学生上学问题，迫切需要解决。1983年8月陆亚洲（综考会行政处长）、郭乐乐（地理所党委办公室主任兼工会主席）、胡乃璧（遗传所工会副主席）共同负责，向中科院行政管理局副局长刘清明做了汇报，取得了支持。然后分别联系中关村二小、中关村三小，与校长和教导主任研究协商解决办法。我们三人先找了中科院副秘书长章洪深，他说这件事要尽快报告院领导再定。于是我们见到了顾以健秘书长，又见了卢嘉锡院长并说明来意，他听了汇报后，请顾秘书长写信给北京市白介夫副市长帮助解决。我们拿着亲笔信函，到市委见了白副市长，强调了科研人员的后顾之忧，请他理解和支持。

我们三人把有顾以健秘书长签署意见的信函，亲手交给了北京市白介夫副市长。并再次倾诉了我们的心声，希望予以理解和支持（此文非原件）

1984年1月，我们与中关村的小学进一步协商及落实，商定寒假开学即刻办理917职工子女的转学事项。地理所到二小，综考会、遗传所到三小，51名学生经面试后分别揷入相应的年级、班。1984年2月20日开学，按计划51人到中关村上课，转学手续待补办。

与此同时，大屯小学发现后，立刻上报朝阳区教育局，命令学生回原校上课，不准转学。同时上报北京市教育局，转学无效。已经转过去的学生，当然不同意回去，仍留在中关村上课，问题由领导解决吧。于是，开始了漫长的特殊的“官司”。（现在看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）“原告方”为大屯小学、朝阳区教育局、及顶头上司（区委、区政府）后来又加上北京市教育局和北京市最高领导；“被告方”为中关村二小、三小、海淀区教育局及顶头上司（区委、区政府-段炳仁和贾春旺）加上中国科学院。我们三人加上学生家长的代表：杨蕴芬、李宝田、陈永申、郭朝忠、曾君祉、朱继红、章慧丽等，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在我家开会，汇总一天的情况，出现了什么新问题，怎么解决，需要找那些人帮助，由谁去执行，立刻整理写出文字材料，第二日打印，复印若干份。分多个组合，去送材料，找人反映情况。例如有一次，组织多人去北京市教育局，直接对话。一方强调教学秩序不能破坏，学生要就近上学，更不能跨区上学，不能开先例等。我们强调大屯小学教学质量差，短时期不可能上来，我们工作长期在外，无法帮助孩子，这就是科研人的后顾之忧。我们主要找中科院副秘书长兼行政管理局局长章洪森汇报，请他指导、出主意。一些学生家长代表去找中科院党组书记严东生同志（中央委员）；一部分学生家长代表去北京市市委找白介夫副市长（在家里），请求理解和支持。

我们请地理所所长黄秉维先生（全国人大常委）提交提案；我们请遗传所原党委书记钟志雄（老红军）同志帮忙，他带领我们连夜去城里，找中科院原秘书长郁文同志（全国人大常委）帮助。整整三个月，大家的努力没有白费，最终取得了满意的结果。当年，参加转学的孩子，现在都已过了“不惑”之年，不知有没有想过，那次转学可能影响了他的人生轨迹。

文革结束不久，百废待兴。接着，开始了改革开放。当年，党中央特别是邓小平、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同志，对科学、对知识分子非常重视。实现四个现代化，科学研究要走在前头，要解决科研人员的后顾之忧。我们牢记党中央指示精神，在党委的领导下，以科研为中心，辅助党政领导，做好群众工作，多做点实事，多办点好事，这就是当年所工会存在的价值，也是我们基层工会干部的工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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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：胡乃璧，中科院遗传发育所退休，副研究员。1942年生，1967年北京农业大学农学专业毕业，即分配到遗传所工作，直到退休。先后在施履吉先生、曾伟强先生、朱立煌先生等主持的科研项目中进行试验研究工作。例如：真核细胞基因复制和转录的调节控制研究；内源性干扰素的研制及其临床应用；干扰素遗传工程；植物发育及抗病、抗除草剂的分子遗传学研究等。取得了一定的成绩，并发表了10多篇学术论文。E-mail：hunaibi2008@163.com,手机：13683239500。